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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朱玲玲之前嫁给了霍震霆,但最后还是离婚了,然后和罗康瑞复婚,这样霍启刚就可以分更多的财产,所以霍启刚成了大赢家。霍启刚的祖母卢燕妮去世后,朱玲玲来为他送行,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朱玲玲和霍一家的会面一点也不尴尬。2005年朱玲玲与霍离婚,随后朱玲玲与罗康瑞复婚
霍启刚为什么不反对朱玲玲嫁给罗康瑞
罗康瑞也是香港首富,朱玲玲这样做,真的让两家人入不敷出。然而,朱玲玲凭借自己的高情商,终于化解了这一尴尬。其实很多人都想过一个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你必须知道朱玲玲和霍震霆为什么分开。有人说朱玲玲爱上了罗康瑞,所以他们分道扬镳了。也有人说是因为霍震霆和广东电视台主持人侯雨婷走到了一起才分开的。
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东西。罗康瑞喜欢几十年前香港人都知道的朱玲玲,几十年来洛康瑞一直保持克制,朱灵灵和罗康瑞霍震霆之间没有太多接触,在外面玩花草,这在香港大亨中并不少见。霍震霆和侯雨婷之间发生的事情只是迎头赶上,完全没有影响朱玲玲的地位,所以朱玲玲根本不需要离婚。
罗康瑞妻子何静杰的悲剧
朱玲玲的幸福是罗康瑞妻子何景洁的悲剧1977年,朱玲玲参加了港姐大赛并获得双冠。拿下港姐后朱玲玲给香港,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在不分昼夜的比赛中,来自香港中国的富商和青年大师们坐在看台上。霍震霆和罗康瑞会在里面。
他们俩都被这个女人深深吸引。最终,霍看起来很眼熟,她成功嫁给了朱玲玲澳门赌王赠送了1万美元的订婚礼物,时任香港州长的麦克利马也参加了婚礼。也许,在嫁入豪门的那一刻,朱玲玲也觉得自己会幸福地度过余生。
众所周知,客观事实是如此残酷,所以她和霍珍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决定共度一生
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相爱27年的人来说,这种有钱有势的人之间的童话般的婚姻可能会走到尽头。罗康瑞丢了头盔脱下了盔甲,但他心里没有忘记朱玲玲。他总能和朱玲玲的朋友们比较,静静地等待机会。后来罗康瑞也娶了何景杰很谦虚。她在家很节俭,为罗康瑞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如果他不做出贡献,他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当朱玲玲离婚时,她没有选择与霍震霆,分享遗产因为她相信无论霍震霆是否继续,她的三个儿子都将是继承人。这就是郑铁的现实。即使霍震霆娶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并且他们怀孕了,也需要二十年。她不争夺财富。因为在未来,霍家族的所有祖先都将传给他们的三个儿子。
当时,朱玲玲和霍震霆因为面对国内节目的主持人侯玉婷闹翻了。由于霍长期在中国工作,他与侯玉婷侯雨婷产生了感情,外表柔和优雅,而朱玲玲不是设计风格。这件事被香港新闻媒体报道后,楚玲玲非常生气,质问霍振亭。
最终,霍贞没有同意,如你所愿
朱玲玲怒气冲冲地搬出了霍大厦。罗康瑞看到自己现在有了机会,决定和何靖杰离婚何晶杰决定去澳洲和当时正在加拿大读书的女儿罗宝玉罗宝玉一起生活。因为夫妻离婚罗俊成也很生气,决定不接受父亲的生意,而是自己创业。
但是这个何景洁也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人。离婚时,她没有规定罗康瑞应该为自己分割财产。那么为什么贺景杰分不清洛康瑞房产呢?也许她并不担心洛康瑞会把财产转移到朱玲玲?罗康瑞和何晶杰离婚五年后,朱玲玲和霍也宣布离婚。
事实上,在离婚之前,朱玲玲和霍一家的关系是不现实的。褚玲玲已经搬出了霍的房子。虽然她经常陪霍震霆参加休闲活动,但每次都很难和霍震霆交谈。当时,霍震霆正在竞选奥委会专员,澳门赌王期待朱玲玲申请霍震霆。
何景杰是幸运的还是悲惨的?
现在罗康瑞自己创业也是如此。罗宝玉接替了瑞安集团,另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何超琼成为了一名职业女性。罗康瑞为何景杰,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就在他自己的豪华别墅对面。他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照顾贺景杰,让他更方便。虽然贺景杰和罗康瑞离婚了,他们没有爱情,但他们可能有真爱。罗康瑞不能深爱何景洁,但会像家人一样照顾她。我想知道何敬杰是幸运还是悲惨。
总结
因为罗康瑞在身体里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体验到了人生最后的温暖和幸福,和她相处的非常舒适自然,所以她成为了赢家。现在是霍震霆在和朱玲玲,离婚后,他没有和侯雨婷结婚,他一直单身到现在。侯玉婷在中国郊外嫁给了一个男孩。
炒期货的京城三哥是陆羿。四川大学毕业,银行工作,辞职去郑州专职交易,从事炒单。
一、
在四川,如果说有一个姓氏可以纵横百年,那必然是刘。
从民国时期的刘文辉、刘文彩,到改革开放之后鼎足而立的刘氏富豪: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兄弟、通威集团的刘汉元以及曾经的汉龙系刘汉。
在西南川野上,刘姓走在最前面却也藏在最深处。
正如胡润所言,自己最尊敬的中国商人是刘永行。之一是因为稳定,能够连续10年登上百富榜的,只有三个家族,刘永行、刘永好家族是其中一个;第二是因为坦率,只有刘永行敢说自己的之一桶金是怎么赚来的。
在35年的沉浮飘摇中,刘永好家族用1000元搏到了近1000亿的资产,建立起一个笼罩饲料、畜牧和化工等多个领域的庞大帝国,基业长青。
而用了38年时间的刘汉元,从鱼饲料起步,到布局新能源,旗下的通威集团市值已经迈过了1000亿元的门槛。
当然,还有深藏水底,自夸“从不失手,从来都是赢家”的刘汉,深耕西南已经多年。
四川顶级富豪的通天塔,在这里崛起,也在这里落幕。
二、
1978年,已经罹患肺癌的老革命刘大墉在嗅到一丝风向之后,将四个儿子喊到床前,叮嘱道:“时代变好了,机会难得,你们要珍惜,要好好把握。”
听到父亲的嘱咐,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四兄弟虽然很动心,但都有着不错工作的他们对辞职下海这件事连想都不敢想。
也是在这一年,14岁的刘汉元刚考上眉山一所水产学校,为的也是“三年后得到一个铁饭碗,解决户口和房子”。
而小他一岁的刘汉还在老家广汉读书,因为家境贫寒,小小年纪的刘汉脑子里想的只有怎么多赚点钱帮母亲补贴家用,滔滔大势对他来说还很遥远。
不过,刘永行兄弟的命门很快被家里的一顿红烧肉翻转。
1981年,为了能让自己四岁的儿子吃上一顿红烧肉,学过维修技术的刘永行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家附近摆地摊帮人维修电器。
春节过后,刘永行数了数手里的钱,吓了一跳,短短几天居然赚了300多元,几乎抵得上自己一年的工资。
这事让四兄弟感慨万千,彻底醒悟:时代真的变了!
一商量:既然修理无线电这么挣钱,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在一顿操作下,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和擅长修理家电的刘永行很快造出了中国之一台国产音响,取名“新意音响”。
不过,就当18岁的刘永好志得意满地拿着音响找到当地公社提出开一家电子厂时,很快就被对方以“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由泼上了一盆冷水,打发了回来。
三、
就在要打退堂鼓的时候,远在浙江的鲁冠球将自家价值2万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厂子创业的消息传到了刘氏兄弟的耳朵里。
1982年春天,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兄弟四人做出了一个决定:集体辞去公职干个体,开办养殖业。
本想着靠信用社贷款起步的四人在接连碰灰之后,只得通过变卖自行车、手表东拼西凑来1000元作为初始资金。
办养殖业是大哥刘永言的主意,从养鸡和养鹌鹑开始,四个人就这样成立了新津县育新良种场,开始携手狂奔。
也是在这一年,分配到眉山县水电局两河口水库渔场不久的刘汉元,对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和编制开始厌倦。在一次下乡安全检查中,刘汉元在招待所吃到了“这辈子最为鲜美的清炖草鱼”。
接待人员告诉他:“水库是活水,而且水深,所以鱼没有土腥味。”
18岁的刘汉元动起了心思:四川人都爱吃鱼,怎么才能吃到这种有鲜味的水库鱼呢?
不过,水库鱼生长速度不如塘鱼,而且散养不易形成规模,刘汉元碰到了难题。
就在他摸着脑袋想破头的时候,走向大道的刘永行兄弟通过计算机调配饲料和育种选样技术,已经摸索出了一套生态循环养殖法,家禽质量不仅大幅提升,而且饲养成本降低了不少。
1983年底,四人一盘点,良种场孵了5万只鸡,1万只鹌鹑,还带出了11个专业户,一年时间便破了万元户的门槛。
而此时,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刘汉,不得不到广汉化肥厂当焊工,但耐不住寂寞的他没多久就辞职自己创业去了。
四、
三年之后,刘永行兄弟决定给养殖场换个更响亮的名字“希望”。
不过,危机却悄然来临。在将鹌鹑技术教给新津县当地农户后,当地养殖大户们联合成立起养殖合作社,不管是孵化率、产蛋率,还是饲料转换率都和“希望”不相上下。
眼看着要血拼,刘氏兄弟头上一片阴霾。
但恰巧此时一家名为“正大”的外资饲料公司(“正大综艺”节目赞助方)进驻中国,靠着增肥技术占据了中国猪饲料的半壁江山。但“正大牌”猪饲料不仅价格贵,而且非常抢手,一料难求。
看到机会的刘氏兄弟决定转型,1987年,四人投资了400万元建立起“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并找到一批国内外专家进行研制开发。
为了彻底投身到新事业中,刘永行兄弟不留后路,忍痛将养殖场的十万只鹌鹑全部宰杀。
1989年,经过两年的研发,“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正式推出市场。
此时,刘氏兄弟面临的之一个问题是:怎么和已经享誉全国的“正大”竞争?
五、
就在刘永好们转型的同时,为水库鱼头疼的刘汉元想出了办法。
在翻阅杂志时,刘汉元发现德国已经有网箱养鱼的成熟技术,很适合在水库这样的水域进行规模化养殖。这样养出来的鱼不仅没有土腥气,而且速度比自然状态下还快。
靠着自己攒下的200元和家里卖掉的两头猪,刘汉元也踏上了创业之路。
1984年,20岁的刘汉元将自己研制出的“渠道金属网箱式流水养鱼法”投入实践,短短半年就赚回了2000多元的现金。
小赚一笔的刘汉元没有藏着掖着,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当地村民,并免费向全国农民推广。
被周围人笑“脑袋傻”的刘汉元心里明白:网箱养鱼根本没啥核心优势,自己没法垄断。倒不如扩大养鱼群体,自己去做鱼饲料,毕竟这不是普通人想生产就能生产的。
会养鱼的刘汉元更会“钓鱼”。
决心要干的刘汉元通过单位里的老师傅,找到专业养殖户请教,两年之后,终于研制出鱼饲料的他在老家永寿镇建起了一个鱼饲料厂(通威饲料前身)。
1988年,凭借着质量和眼光,刘汉元的通威饲料一炮而红,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在这一年,23岁的刘汉在连续倒卖木材和成品油之后,通过园林局的关系,在康定森林拉回了一批圆木,转手一卖便拿到了翻倍的利润。
六、
为了和“正大”竞争,靠卖鹌鹑蛋习得一身张贴小广告经验的刘永好在“希望”牌饲料面世之后,就立马带着小广告下了乡。
刘永好对广告宣传似乎是无师自通,他找人将自己想好的“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通过小广告的方式贴遍了成都地区几乎每家每户的猪圈。
在农村的土墙上,用白漆醒目地刷上“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的大字,靠着精准的广告投放,物美价廉的“希望牌”饲料迅速成为“正大”的劲敌。
接下来,“希望”和“正大”开始了一场价格拉锯战。先是“希望”比“正大”每吨便宜了60元钱,接着财大气粗的“正大”咬着牙一跺脚直降100元,最后毫无压力的“希望”干脆降价120元。
最终,“希望牌”饲料销量同比增长三倍,开始坐稳全国猪饲料的之一把交椅,而落寞的“正大”则宣布退出成都市场。
1994年,《福布斯》首次公布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刘永好兄弟以6亿人民币的身家排在首位,跃升首富。
一年之后,刘氏兄弟正式出川,收购了30多家经营不善的国有饲料企业。不过就在轰轰烈烈之时,四兄弟突然被曝出和平分手的消息。
伴随着“饲料热”的风潮,刘永好四兄弟敏锐地发现,利润率已经被压得极低。
于是,四兄弟经过商议进行了一次家族重大产权归属:全国27家分公司一分为二,刘永好执掌西南,刘永行坐镇东北。
同时,大哥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专注于高 科技 领域的电子科研。
二哥刘永行拿着分到的20亿投身重化工业,建立东方希望公司,在电解铝行业扎根。
三哥刘永美则成立华西希望公司,继续饲料业的老本行。
四弟刘永好则组建了新希望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开始向饲料产业的上下游拓展。
在中国商业家族中,刘氏兄弟算得上少有的“和平分手”。
也是在这一时期,刚刚30岁的刘汉元将成立不久的四川通威集团总部迁到成都。
为了招揽人才,刘汉元掏下十万元在《四川日报》几个主流大报上持续两周刊登 *** 启事,迅速组建起一支百人研发团队,并快速解决掉成鱼“脂肪多,内脏比例大”等世界性难题,将养殖户的成本大大降低。
此时的通威集团,在势头上已经不逊刘氏兄弟的希望集团。
七、
刘汉也不甘寂寞。
在“高人”的指点下,走上台面的刘汉开始在蜚声内外的成都红庙子市场炒期货。
很多人不知道,位于成都中心的红庙子虽然只有200多米,但作为著名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场,鼎盛时期这条小街上摆满了办公桌,码着成堆成堆的人民币。
此时的刘汉,每天早上七点钟搭乘一部24座的马自达班车去市场,晚上再搭车回家。
但一年之后,班车师傅就再也见不到刘汉的身影了,因为刘汉发财了。
不过,此时的刘汉也不消停。因为炒期货的原因,刘汉得罪了一个叫袁宝璟的东北大佬,惹上了杀身之祸。
1997年2月1日晚,受袁宝璟指使的 *** 李海洋在刘汉常去的一家酒店埋伏,等刘汉出来后,近距离打了两枪。
不知道是 *** 不专业,还是刘汉命大,他最终安然无恙。
六年之后,袁宝璟因涉及另一桩命案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死刑,这是后话。
或许是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死里逃生的刘汉一个月后就在绵阳注册成立了汉龙集团,不过法人叫蒲万昌,他隐居幕后。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汉龙系”,其经营范围五花八门,从化工产品、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到农副产品、餐椅 娱乐 、运输业等,涵盖几乎所有营生。
不到十年时间,汉龙集团就已经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知名的的投资集团,幕后老板刘汉的故事被当做传奇演绎出许多版本。
这期间,刘汉元也在攻城拔寨。乘着通威饲料热销之际,接连在昆明、安岳、西昌等十多个城市开设了子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因为通威鱼饲料的畅销,业内开玩笑说“国内每三条鱼中有一条就食用通威饲料。”
2006年,上市才两年的通威集团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市值也近100亿的大关。
在胡润百富榜上,除了稳定不变的刘永好兄弟家族,41岁刘汉和42岁的刘汉元也持续在列。
三位刘姓商人和家族成为了四川顶级富豪的代表人物。
八、
分家之后,四弟刘永好迅速成为家族的门面。
其实早在1993年,有想法也善沟通的刘永好就已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那一年全国政协会议上,42岁的刘永好代表全国私营企业家在人民大会堂发言,当他那篇著名的《私营企业有希望》刚念出双关标题时,台下听众便会心一笑,随即鼓掌欢呼。
这次会议后,刘永好先后担任工商联副主席、政协经委会副主任,在他的促动下,“非公经济36条”等助力民营经济的文件相继出台。
1998年,刘永好旗下的新希望六和集团在深交所上市,借着资本,刘永好开始向金融和地产进军。
新希望迅速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并且拿到了稀缺的传统金融牌照,在商业保险领域布局。
新千年之后,价值千亿的“新希望号”在西南的土地上已经睥睨群雄。
不过,另外两位刘姓富豪也都没闲着。
2002年,38岁刘汉元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读EMBA期间,认识了新能源前辈王传福,开始向能源行业进军。
四年之后,刘汉元成立了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雄心勃勃地宣布要投入260亿,打造全国更大的太阳能光伏一体化项目。
同年,刘汉的汉龙集团相继签下四川境内的几个风景区 旅游 开发权,并将触角延伸到高速公路领域,迅速拿下了造价42亿元的绵阳至遂宁高速公路修建项目,成为四川首家参与建造高速公路的民营企业。
接着,开挂的汉龙集团又是收购期货、酒业公司,又是在电力、新能源、环保等项目上频频出手,似乎就没有刘汉不能做的领域。
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四川人的刘汉个人捐出5000万,而他所捐建的“刘汉希望小学”在汶川地震中安然无恙,备受瞩目的同时也得到了很多称赞。
不过,这是刘汉仅有的荣光时刻,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九、
2008年后,刘汉忽然把转到了境外,开始发力海外矿业开发。
不到三年的时间,从非洲铀矿,到澳洲钼矿,再到喀麦隆铁矿,刘汉一路买买买。
而在这些大手笔收购的背后,更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有大行充当融资后盾,还有不少大型矿业集团主动“背书”。
不过,就在刘汉高歌猛进的时候,关于刘汉涉黑、杀人以及包养女明星的传闻更是不绝于耳。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2015年2月9日,刘汉因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 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并执行死刑。
这一年,他刚好50岁。
也是在同一年,因为行业不景气熬了许久的刘汉元终于挺了过来。51岁的他重新启动四氯化硅冷氢化技改项目,并在年底宣布多晶硅年产能突破7万吨。
不久,刘汉元又在包头投资建设了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一举将多晶硅年产能提高到12万吨,跃居世界之一。
有意思是,就当所有人以为刘汉元会沿着光伏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却对外宣布自己又折回老本行“养鱼”:“通威集团要农牧和新能源两手抓,一个都不能少”。
还是在这一年,刘永好在四川互联网大会上继续以一个双关标题《互联网时代的新希望》做了演讲, 64岁的他已经把“新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作为新希望六和集团的新董事长,女儿刘畅已经接班两年。
为了给更多年轻人搭建新的平台,刘永好创立了“草根知本”,作为一个培养事业合伙人的平台,迄今已经给新希望找来了五百多合伙人。
刘永好告诉这帮年轻人:“三十年再造一个新希望”。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
回溯这几位刘姓富豪一路走过的道路,在激荡澎湃的大变革中,他们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但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路。
在资本还无法横推一切的时代,获取财富的途径不同,最后的结局自然也不同。
都是起于草莽,但在时局大潮中有人向左,有人向右;有人能坚守住初心,有人却忘记了底线。
这是江湖,更是人性。
关注@风声岛 聆听呼啸而至的风声,理解 历史 进程中的风声,紧随时代变局中的风声,于无声处听风声。这里有三局:政局、商局、时局,让你拨开迷雾看现实,先人一步占领制高点。
德隆系:中国独特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
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令中国的“类家族企业”在敛财模式上与东南亚“家族企业”存在很大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都损害了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们发现,亚洲“家族企业”的运作规律是,被置于企业金字塔下层的上市公司的资产,往往会被“控制性股东”运送到金字塔的上层。
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控制性股东”对下层的上市公司拥有很强的控制权,却只拥有很小比例的权益。这种不平衡,加上亚洲地区司法制度薄弱、企业会计制度不够透明,使得“家族企业”将上市公司置于金字塔结构的下层,并且将下层的资产通过关联交易运送到上层,或者将上层企业的危机转移到下层公众公司,损害了小股东的利益。
然而在中国,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类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其金字塔结构中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情况相反。上市公司在复杂的结构中,往往成为这种“类家族集团”中的旗舰企业,其资产变为向下运动,具体表现为投资行为。
产生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国股市的初级市场特征尤其是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决定了“控制性股东”有可能通过证券市场股价上涨获取暴利。无论是上市公司向下投资,还是上?quot;控制性公司“股权的 *** ,往往会被市场当作“利好消息”,进而推动股价上涨。
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未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在上市公司的股份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价格远低于“流通股”,这使得“控制性股东”,尤其是那些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控制性股东”,可以通过很低的价格受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中国上市公司流通股(A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平均为30%。
在对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收购实例中,“每股净资产”是个非常重要的定价依据, *** 价格的平均水平为每股净资产溢价30%(对于国家股,管理部门设定了下限,其 *** 价格,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在2000年国家股及法人股 *** 实例中,法人股的平均 *** 价格,为同期流通股平均价格的13%。由此来看,那些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控制性股东可以用很小的代价,通过法人股场外协议 *** ,实现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
当这些机构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之后,便不断投资。通常投资额并不是很大,很难有规模效益,却能以此制造二级市场上的“利好消息”,而且我们观察到,这些公司通常都选择高送股这种奇妙的分配方式,并没有让股东拿到一分钱现金,却推动了股价的上涨。这类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幅度相当惊人。我们无从证明这些控制性股东是否从二级市场获取巨额收益,但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那么谁能证明这种可能性呢?
按照成熟市场的法律,这种情况是应当由控辩双方中的辩方举证。如果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清白,将受到相当严重的处罚。
这也正是我们十分重视“举证责任是证券交易法成败关键”的原因。这是解决“大股东控制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中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健康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是初级的,其收益率远高于亚洲其它地区“家族企业”的普遍模式。随着监管机制的完善和国家股、法人股流通等其它问题的解决,也许在中国我们也会看到类似于东南亚国家“家族企业”的敛财模式。
事实证明,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没有解决“举证责任”这一关键问题,而备受大股东问题的困扰。随之而来的家族企业敛财则是造成亚洲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举证责任,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进行系统的论述。以下我们分析一下“德隆系”的操作模式。
“德隆系”的神奇历程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疆德隆”控制的三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股价已分别上涨了1100%、1500%和1100%。这些上市公司及其它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被称作“德隆系”。(本文中“德隆系”的涵义还包括与“新疆德隆”有关的人员及其相关公司,即“一致行动人”。)
“德隆系”股票如此巨大的涨幅,如像市场传言有所谓的“庄家”介入,其获利是相当惊人的。
早期的融资
由“新疆德隆”及其母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提供担保,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发行1亿元“特种金融债券”。
资料显示,“新疆金融租赁公司”在“德隆系”的早期融资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家公司是1996年2月由“新疆屯河”、“新疆德隆”等11家新疆公司和机构注册成立的。“新疆德隆”和“新疆屯河”各出资700万元,各占12.73%股权。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即介入“新疆屯河”,成为第三大股东(持股10.185%)。时间在“新疆屯河”上市仅4个月之后,间隔之短,似乎早有安排。
在介入“新疆屯河”半年之后,也就是在介入“合金股份”两个月前,1997年4月,“新疆金融租赁”发行了1亿元“特种金融债券”(期限为3年,年利率11%)。
为这笔“特种金融债券”提供担保的两家公司都是“德隆系”的公司。
一个是“新疆金融租赁”的母公司“新疆德隆”。其质押的,是其所持有的“新疆屯河”1410.18万股(持股比例8.19%)法人股及其质权登记日以后的分红派息。
另一家担保公司则是“新疆德隆”的母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开发公司”,抵押的则是其下属“城市大酒店”的部分楼层。
这笔质押情况,在“新疆屯河”1998年中报中被“遗漏”。此后,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此项抵押的公告后,“新疆屯河”也发布了“更正公告”。
关联公司如此倾注血本的担保,加上“新疆屯河”中报的“遗漏”一事,令“新疆金融租赁”所获一亿元资金的用途分外引人注目。
两家“德隆系”上市公司同时修改公司章程,各为“上海星特浩”提供2亿元贷款担保“合金股份”的向下投资多数是以“上海星特浩”为中心完成的,而“上海星特浩”通过“德隆系”两家上市公司的担保,获得了4亿元银行贷款。
为了扫清对“星特浩”进行担保的障碍,1999年4月,“德隆系”的两家上市公司同时通过决议,赋予董事会处理对外担保事项的权力。“合金股份”于4月6日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今后为股份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提供财务担保事宜中独立决策并负责实施?quot;同在4月,德隆另一家控股上市公司”湘火炬“也修改公司章程,将“董事会可以行使4000万元以下项目投资决策权”改为“董事会负责处理对外担保事项并可以行使公司净资产20%以下项目投资决策权”。
5月20日和26日,“合金股份”及“湘火炬”董事会分别发布公告,各为“上海星特浩公司”提供2亿元银行贷款担保。如果“上海星特浩”不能按时还款,两家上市公司将向银行支付全部借款本息。
不得不指出的是,如果说“合金股份”为“上海星特浩”提供贷款担保出于是该公司的“关联企?quot;,那么“湘火炬”的担保行为则毫不沾边。即使“上海星特浩”盈利前景再好,也不能体现为“湘火炬”的利益。而一旦“上海星特浩”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湘火炬”的股东将不得不为其承担巨额债务。这笔担保,严重损害了小股东利益。
通过“合金股份”、“湘火炬”的共同担保,“上海星特浩”获得共计4亿元贷款。而这笔贷款的去向则特别令人关注。
根据“合金股份”的公告,“上海星特浩”向下的投资总额在1.75亿元左右。如果说,上述4亿元贷款都用于投资的话,那么而另外2亿多元贷款的去向,则是一个问号-而这些贷款,都是由上市公司担保的。
另一方面,通过“上海星特浩”这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动作,“合金股份”1999年的公告不断涌现,股市“利好消息”层出。
频繁投资、 *** 及高送股令股价飙升
"湘火炬"频繁投资,不乏关联交易
1998年中开始,“德隆系”控制下的“湘火炬”开始了频繁的投资。在两年时间里,公告的投资动作达11项,涉及公司达21家,其中不乏关联交易。
最典型的关联交易的例子是,2000年4月,“湘火炬”与“上海奥神环境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上海奥神”)、“中极控股”合资组建“株洲湘火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湘火炬以厂房等实物出资,经评估为1.6亿元,其中5100万元作为资本金入股,占总股本51%,评估超出部分作为合资公司对“湘火炬”的负债。
如此慷慨的出资行为,除了“中极控股”与德隆系的关系之外,还因?quot;上海奥神“也是德隆系一员。“上海奥神”1999年注册成立,法人代表唐万平。
在“湘火炬”频繁的投资过程中,“湘火炬”的股价也在不断上涨。
1997年11月新疆德隆入主湘火炬,至今经过三次转配股,一股变成了4.7股,股价由1997年的7.6元/股,如果仅对1997年以后进行还权,到2001年3月23日,经复权后变成了85元/股,涨辐达1100 %以上,自上市以来更是上涨了3000%以上。
神奇交易, *** 股价:“北京太合金”一年内转手,盈利1800万元。
1997年,“新疆德隆”进入“合金股份”后,即宣布了1997年配股方案。以10:3比例,总股本5168.5万股,共计配1550.55万股,价格5元/股,共募集资金7752万元。
配股说明书中称,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与“北京太空梭娱乐设备有限公司”合资组建“北京太合金动感电影成套设备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太合金”),总投资4000万元,“合金股份”占80%股权。项目投资回收期1.87年,年投资利润率80%。按计划项目应在2000年初才开始回收投资。
然而,仅1年之后,在1999年6月,“合金股份”便将“北京太合金”80%股权作价5000万元 *** 给“新疆东方奥斯曼化妆品有限公司”。还未完成投资,就盈利1800万元,这么好的“生意”显示出德隆对“合金股份”非同一般?quot;打造能力“(该 *** 收益占公司当年净利润的15%,我们注意到,审计该公司的沈阳华伦会计师事务所对当年年报出具了无说明的审计意见)。
“合金股份”还进行了其它一系列投资,也起到促进股价上涨的作用。
1997年6月6日新疆德隆入主合金股份,至今经过四次转配股,一股变成了6.2股,股价由1997年的12元/股,到2001年3月20日,经复权后变成了186元/股,涨幅达1500%。
“新疆屯河”股价两年后的启动,也起于频繁的投资
自从1997年4月“新疆金融租赁”发行一亿元特种金融债券后,直到2000年,“新疆屯河”股票才突然再发力。在之间这段空白时间里?quot;合金股份"和“湘火炬”则股价飞涨。
2000年3月,“德隆系”加大“新疆屯河”控股比例,拥有“新疆屯河”近28%的股权。此后,“新疆屯河”在沉默两年后,也和“德隆系”的另两家上市公司一样,开始了一系列频繁的投资。
不算“新疆屯河”2000年配股资金专用的几个项目以及以实物资产出资组建的“屯河水泥公司”,“新疆屯河”近一年来共投资7亿元。这么密集的投资,更让人怀疑。从"新疆屯河"的经营业绩及年报来看,难以支撑如此巨额的投资。
自从“新疆德隆”进入“新疆屯河”以来,“新疆屯河”经历数次送配股,当初的1股变成了5.48股,经复权,到2001年3月23日每股股价已到127元,累计涨幅1100%以上。
股权转移至自然人控制的公司
亏本 *** ,“北京总府”淡出“德隆系”内部股权大换手
相关资料显示,自1999年9月到2000年6月,不到一年时间里,“德隆系”对“合金股份”的权益,在其北京的上层关联性公司中间,发生了一次大的转移。
1999年9月,“北京总府”将“合金股份”1810万股(占总股本8.46%) *** 给“北京绅士达”,此次 *** 价格1.48元/股。
相比“北京总府”1997年受让这些股权时的价格3.11元/股,“北京总府”经过两年运作不仅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亏损”竟高达2950万元。此时“合金股份”的资产净值已大大增加,为什么“北京总府”竟然“亏”得一塌糊涂?
经调查,“北京绅仕达”是由自然人出资的公司,1998年1月注册。公司由清华大学毕业仅1年的王琦出资800万元(占总股本36.2%),白薇、杨益各出资700万元(分占总股本31.9%)成立。其中白薇特别引人注意,她在1997年10月就被选为“合金股份”第三大股东-“北京万新达”的董事长(法人代表)。
2000年6月,“合金股份”大股东“北京万新达”的股权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后,“德隆系”人员张万军股权由10%增加到48%,成为之一大股东;另一位新加入的个人股东杨力持股46%。原之一大股东“北京吉吉”所持股权由75%,降为6%;原持股15%的第二大股东唐万川则从“北京万新达”退出。
这样,由“德隆系”自然人直接控制的公司成为“合金股份”的主要大股东。
原来“德隆系”的重要角色-“北京总府”在“合金股份”中的权益已微乎其微。以致于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无论是北京市工商局,还是北京朝阳区工商局(“北京总府”营业执照上加盖该局印章),均未查到有关资料。看来,“北京总府”已从“德隆系”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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